一个人的经典

“钓鱼捞尸”是钓鱼执法留下的心理阴影

曹　林

　　“天价捞尸”事件虽已有官方定论，但舆论仍有不少质疑，比如就有网友提出：“那两个落水少年是和渔船老板串通好了，是民间倒钩钓鱼捞尸陷阱。他们故意落水，引别人来救，然后在水下拖住别人，等别人淹死后让渔船老板赚钱。”对此，荆州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卫平表示，目前两个调查组的调查都没有发现有这样的情况。（11月8日《中国青年报》）

　　无良渔船老板钓鱼捞尸，这种惨无人道的、突破人的容忍底线、极端反道德的场景，不要说是现实，即使想像一下，都让人觉得齿寒手冷、心惊胆颤，有一种被撕裂的、近乎崩溃的痛感。我想，网友所以有这样极端“残忍”的质疑，并非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这样的证据，有证据证明无良船主这么做，而是出于一种道德义愤：那张“牵尸谈价”的照片确实极大地震撼了公众的良知，让公众出离地愤怒了，既然那些丧尽天良、没有人性的船主能做出“牵尸谈价”这样的事情来，那样地惟利是图，那样地灭绝人性，那样地无知无畏无耻，还有什么更加无耻、更加卑鄙、更加突破人们想象的坏事做不出来呢？

　　钓鱼捞尸，首先就是对“牵尸谈价”带着情绪的想象和推理，网友借这种“撩拨公众愤怒”的想象表达对那些船主的痛恨，在公众在对船主们既有的痛恨上再添一把怒火。

　　任何一种想象，不可能纯粹是空穴来风，它须有现实的映照物和生活的影子，才能形成想象并赢得一些人的相信——那“钓鱼捞尸”的想象来自于何种现实呢？显然，来自于前段时间喧嚣沸腾的钓鱼执法。或者说，伤天害理并突破公众想象的“钓鱼执法”，在公众心中留下了无比沉重的心理阴影，让人们见识了丑恶已经到了何种出乎人想象的程度，丰富了人们对恶的想象空间。这种心理冲击后留下的道德伤痕和心理阴影下，以至于当公众看到某种丑恶时，会本能地朝这方面去想象：会不会存在着类似的恶，会不会包含着同样的丑陋。既然打击黑车可以用钓鱼的方法，那么惟利是图的船老板们，会不会用同样的方法去赚钱。

　　打击黑车和捞尸，虽然是完全不同、不相关、没有可比性的两件事，但在“惟利是图”上却是共通的，打击黑车可以用钩子，捞尸同样可以如此，这就是网友的从“钓鱼执法”复制出来的想象：引别人来救，然后在水下拖住别人，等别人淹死后让渔船老板赚钱。

　　都说中国当下社会的信任危机很严重，差不多到了无所不疑、逢事必疑、怀疑一切的程度，这种怀疑到了近乎疯狂、离奇、极端的程度：不惮以最坏的想象和最极端的演绎去想象一些事情。这种生态是如何发生的呢？很多就是类似“钓鱼执法”这类突破公众想象的反道德事件在人们心中留下的阴影，本能地照着那种丑闻逻辑去想象其他事情。比如华南虎事件之后，人们在造假方面的想像力一下子就被周老虎打开了，甚至当我国嫦娥卫星发回月球图片时，立刻有网友质疑嫦娥拍摄的月球图片是不是假的：跟美国2005年绕月卫星拍摄的照片完全相同，是不是像周老虎一样是拷贝和复制来的。网众怀疑之下，以至中国探月工程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不得不站出来进行了回应。还有，人们怀疑胡斌是否替身，怀疑亿元大奖是否人为操纵，都并非胡乱猜疑，而是现实中类似丑闻留下的阴影。每一起看起来很极端、很不合情理的怀疑之后，现实中都有着类似的影子，想象都源于现实。

　　现实中发生的丑陋远远超越了人们的想象，钓鱼执法之后，加上“牵尸谈价”图片的刺激和冲击，于是“设陷阱钓鱼捞尸”的想象便出现了。这就是“钓鱼捞尸”这个疯狂的想象背后的政治社会学。

“你是不是党员”中角色提醒的偷换

曹　林

　　郑州原规划局副局长逯军一句雷人的“替政府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在激怒公众中遭到舆论猛烈的炮轰和围攻，几乎断送了他的政治前程，如今这事儿还没完，尚在家中待职反省。原以为逯军口不择言的下场会对官员表达有所警示，起码是对其郑州官场同僚——“你是不是党员”这句更雷人之语在郑州官场的横空出世，让你不得不感慨，实在是高估了逯军的警示效应，实在低估了官场超稳定的权力惯性，也实在太把舆论压力当回事了。
　　郑州媒体发文《“养犬办”被指只管收钱不管事》质疑1200万元的养犬管理费的去向，当记者被该市养犬办推到财政局采访该局某处处长王冠旗时，王处质问记者：你是不是党员，如果你要采访这笔费用的开支，就必须获得我们局党委和新闻发言人的批准——一时，王处这句“你是不是党员”迅速蹿红网络，获得了比当初逯军那句名言更高的关注度和更猛烈的板砖。
　　首先觉得有意思的是对“党员”这个称谓的强调，官僚有意识地对这个称谓的内涵进行了符合其意志的偷换。你是不是党员，人们过去经常在红色电影和典型报道中看到这句话，说这句话的一般都是一个典型英模或领头人物，场景一般是陷入某种困境的时候，这个领头人物会在人们陷入绝望或混乱的时候振臂一呼：谁是共产党员，你是不是党员，是党员的请举手。在这种语境中，党员代表着一种先进分子，代表着首当其冲要承担责任的积极分子，代表着担当更多义务、承担最艰苦任务、带给人们信心的人。于是，战争中党员常冲在最前面，建设中党员常流更多的血汗，日常生活中党员先群众之忧而忧。“你是不是党员”的发问包含着“党员应成为先进分子和道德楷模”的角色提醒和角色期待。
　　可在这个郑州官僚的质问中，意思已完全不一样，他对记者的“角色提醒”是：你怎么这么不讲党性，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是党的人怎么能给党添乱，怎么不知道党的规矩？在官僚的口中，“你是不是党员”成为阻挠记者采访的门槛，成为其拒绝信息公开的挡前牌。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角色偷换，“要当先锋战士”被偷换成“要听话不添乱”，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社会变迁内容和时代的价值转换。
　　网友们都愤怒于官僚如此傲慢地对待记者，其中我们更应从记者在衙门的遭遇中看到平民的遭遇，记者是掌握着采访权、报道权和话语权的人，尚且遭到官僚如此霸道的质问，在权力面前和衙门里面毫无尊严，在官僚眼里什么都不是，那手中无权的平民就更不值一提了，不知要遭受怎样的冷言冷语。现实也正是如此，记者采访相关官员起码会抬起头来说句话，要是平民的话可能人家眼皮都不抬一下，甚至官员都见不到、门都进不去，早就被门卫挡在了围墙高耸、警卫森严的衙门之外了。
　　都指望逯军的下场会警示官场同僚，人们实在过于乐观了。官员的傲慢和不可一世，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的霸气，并非简单的话语方式和言语艺术问题，不是一两个负面个案或上几堂“官员表达艺术”课就可以矫正的，它深植于那种垄断资源和不受监督的体制。什么样的权力生态决定什么样的权力话语，掌握了这种权力后说话腔调就会变得如此，潜意识中根深蒂固，装是装不出来的，装至多只能装一时秀一会，那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和统治欲不自觉地就会流露出来。如今不少地方都在进行所谓的行政语言改革，出台规定禁止官员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没法解决”、“我的态度就这样”之类的官话套话，其实这根本没用。禁止了旧官话，“你是不是党员”之类的新官话又会横空出世，关键不在话，而在骨子中的权力优越感。
　　再说了，逯军怎么了，逯军不是没什么大事吗，不只是停职在家中反省，前段时间还有传言说他很快就会复出了。这样的处理，怎么会对其他官员产生什么警示呢？
　　当然了，这不是只是一句话而已，舆论还是别纠缠于此了，不要被这句话搅乱了视线。核心问题是追问“养犬办的经费到底流向何处”，而不是探究他为什么会问“你是不是党员”。也许这恰恰正是官员施放的舆论烟幕，借舆论对雷人之语的关注偏好转移视线。

“敲锣打鼓上街庆祝”后被压抑的表达

曹　林

　　厌恶某个官员，民间最坏的形容莫过于“送瘟神”：你走的那一天，老百姓会敲锣打鼓地送瘟神——湖南道县被双规的县委书记易光明就“享受”到了这样的待遇：道县乡亲得知易光明被该省纪律双规后，于25日上午自发在各自家门前燃放鞭炮，有的还敲锣打鼓、耍狮子表示庆祝，还有群众打着“热烈庆祝道历史上最腐败分子被双规”、“坚决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等的横幅游走在大街上。（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被双规的易光明如果看到这副景象，不知会不会羞愧到把头埋进地缝里。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对官员最大的羞辱，为官最大的失败，当官最惨淡的下场，莫过于此。官员在位时可以用那不可一世绝对权力打压所有的异议和骂声，可总有失去权力的那一天，那时候，才是检验其真正口碑的时候。在位时的鲜花和掌声永远是虚幻和当不得真的，失去权力时民众的评价，以及浮华逝去的百年后历史的评价，那才是真的。
　　中华民族是一个含蓄的民族，含蓄、内敛、不善表达是中国人典型的民族性格，可对本地父母官的落马进行了如此高调、亢奋、直接、尖锐的表达，又是敲锣打鼓，又是耍狮庆祝，又是横幅游街，可见对这样的贪官恨到了什么程度，民怨、民愤积累和压抑到了何种地步。
　　中国大多老百姓是很善良的，不太喜欢玩落井下石、乘机再踹一脚的事。一个官员即使落马了，可哪怕他在任时有过一点儿政绩，做过一点儿好事，给公众留下过一点儿好的印象，作为父母官替老百姓真正留下过一点儿政治遗产，老百姓都会感他的恩念他的好，而不会人走茶凉立马翻脸，双规之后立即痛骂。不少地方的贪官事发后，因为做过好事，或者比较亲民，当地百姓甚至会主动站出来为其辩护，或者对他的落马保持沉默，不跟风去嘲讽和批判他。而道县的乡亲做的如此决绝，如此不留丝毫情面，可见这个官员在当地造下了多大的孽，在乡亲们心中落下了多深的阴影，埋下了多大的怨恨。
　　显然，这样亢奋和高调的表达，是压抑已久后突然暴发所致。如果日常政治中乡亲的意见能得到一点一滴顺畅的表达，不至于会出现如今这样敲锣打鼓、横帽游街的特别场景。官员双规前后，民众的反应判若两人，昨天也许还在恭敬地坐在电视前听易书记坐在主席台上向民众训话，今天，人们上街庆祝他的落马。
　　冰冻长江，非一日之寒，民众这样地恨这个官员，绝非一两天就有的，那为什么都等到这一天才以这样劲爆的方式井喷出来呢？日常政治中为什么无法得到表达，这就是我们政治的弊病所在。人们在官员当权的日常政治中根本不敢表达自己的异议和反感。可以想象，当一个官员有权力向公众发号施令，有权力让人开口闭口，有权力让不听命令者从本地地图上消失，有权力调动包括公检法一切资源实现自己的意志，有权力跨省追捕向自己说不的公民时，人们如何敢发出自己的声音。一个地方，尤其像道县这样远离舆论监督的地方，就是县太爷的一个土围子，在这个土围子中他就是凌驾于一切之上的君王，臣民们只能噤若寒蝉。再怎么恨这个“君王”，只有等到他被双规、失去权力的那一天，人们才敢发出声音。恨之弥深，当官员落马的那一天，被压抑的表达释放时，越会以一种酣畅淋漓、引人注目的亢奋方式。
　　我相信，被双规的易光明此时此刻，应该也痛恨自己那样压抑异议和民声，他也是这个体制的受害者。如果自己在位时民众能够这样在监督中表达异议，他可能不会走向贪腐之路。
　　压抑与反弹的对比，不仅表现在道县乡亲的敲锣打鼓中，更经常地表现在媒体对贪腐的报道中，贪官落马前没有任何负面报道，而落马后则是铺天盖地的骂声和铺天盖地的揭露性报道，集中到了甚至让人产生了“落井下石”的感觉。其实与落井下石无关，就是被压抑久了之后的产物。无法对在位官员进行监督，只能去痛打落水狗。在毫不留情地“鞭尸”中寻得一些作为媒体从业者在监督官员上的职业尊严。

“捂着不处理”捂出的“逯军复出传言”

曹　林

　　官员“带病复出”，是我们的舆论日历中隔段时间就出曝出新闻，最新曝出的是郑州市前规划局副局长逯军，此君的“替谁说话论”曾引爆舆论激烈的炮轰。近日国内多家论坛曝出消息，称逯军带病复出了，任该市“引才办”主任。郑州市委组织部否认了这一说法，否认该市有一个“引才办”，并称被停止工作的逯军仍在家反省，所以可以肯定网帖为谣言。（10月18日《武汉晚报》）
　　从既有情况和常识来判断，“逯军复出”可能确实是一个网络传言：首先，网帖并没有拿出证明其复出的确凿证据，或有官方文件，或有视频证据，或有权威信源，纯粹是猜测和传闻，并不可信；然后，逯军事件引起极大的舆论关注，公众仍都盯着官方如何处理逯军，政府不太敢顶着舆论压力公然让其复出；再者，经过无数次复出与曝光的博弈，政府在“带病复出”上已做得越来越隐蔽，越来越让舆论抓不住把柄，所以不太可能以“任引才办主任”这样轻易被发现的复出方式。
　　那为什么多家论坛这时候会传出“逯军复出”的传言呢？显然，这个传言是官方捂出来，郑州有关部门在“替谁说话论”及背后更深的“经适房上建别墅”一事上，事隔多月后一直捂着不深入调查，不严肃处理，一直拖着让被停止工作的逯军“在家反省”。这样捂着拖着，该调查的不调查，该处理的不处理，加上信息又极其不透明，不捂出“逯军复出”的传言才怪。
　　逯军事件今年6月就发生了，可至今4个多个月了，当地政府仍未给舆论一个清楚的交代。7月初是公布了一个调查和处理结果，可显然仅仅是浮光掠影的处理，处罚了在经济适用房用地上建别墅的开发商，把所有问题全部推到了开发商身上。可显然，如果没有政府部门在背后的撑腰，开发商根本不敢在项目叫停后还执意开工；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审批和默许，开发商也不敢如此公然地侵占经适房用地；如果相关政府部门不深陷这违法使用土地的黑色利益链中，如果背后没有更深的利益背景，作为副局长的逯军怎么会不惜与媒体撕破脸皮力挺别墅。媒体的后续报道和调查也显示，这起违规占地的别墅建设之后很可能隐藏着严重的官商勾结问题，比如“开发商家人为官员”、“开发商有政府背景”等等，这也正是舆论紧追“替谁说话论”不放的关键所在。
　　可调查部门对此视而不见，处理结果丝毫未提到对这一事件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郑州市规划局、房管局、国土局和建委等部门相关责任人的责任。尤其是对逯军的处理上，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处理决定，4个多月了，仅仅是将其停职和让其接受调查，后来“接受调查”又被替换成“在家反省”——如此做法，显然是将此事捂着不处理，拖到不了了之。他们判断，随着公众关注点的转移和新热点的覆盖，“替谁说话论”总有一天会淡出舆论视野，捂到背后总能捂过去。
　　可实际上，舆论不是健忘的，公众并不会轻易遗忘那个口出狂言的逯军。这样“捂着不处理”、“拖着不调查”的结果，必然会滋生无数的传言。为什么要捂着盖子不调查，为什么始终不给逯军一个明确的处理结果，为什么始终让逯军“在家反省”，公众只能将其解读为：等待时机让其复出，逯军终出重出江湖。毕竟，这只是一只替罪羊，只是官员勾结的利益链条上一个被舆论揪住的人。只要这个利益链条不被治理，只要政府后台未被揪出，在舆论压力下暂时失去官职而在家反省的逯军，总有一天会复出的。既得利益根深蒂固，这个“替政府说话”的官员，不会因为“不替百姓说话”而受到惩罚。这就是复出传言的逻辑基础。
　　也许，舆论是想以“逯军带病复出”的传言，来倒逼郑州有关部门：总这么捂着不调查不处理，总这么一直“在家反思”下去，难道是等待时机让其复出？

加分腐败必然会发展为群体分赃

曹　林

　　浙江高考航模加分者被指多来自权势家庭——今年5月中青报这则曝光浙江加分腐败的报道，曾引起舆论大哗，激起公众对加分腐败的炮轰，而记者最新调查，披露了一份更加详细反映今年高考中绍兴一中73名以体育竞赛获奖者身份被加20分的考生名单及其家庭背景的表格，腐败程度绝对超越了人们的想象，高考加20分的考生家长中有30名为政府官员与事业单位领导，19名为企业老总，15名为老师、医生或主任，只有8名才自普通家庭。（据近日《中国青年报》）
　　何止让人瞠目结舌，简直就是触目惊心了，让人感叹自己对加分腐败的想像力太有限了，低估了这种腐败的严重和嚣张程度。舆论虽然知道如今的加分腐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多的权贵把手伸向形形色色的加分政策为第二代谋个好前程，但以为他们至少还对公平正义和舆论监督有所忌惮，不会集体性地、明目张胆地分享加分盛宴，即使严重也是零星的、局部的、个体性的。没有想到竟然发展到了集体腐败，如此多的官员，如此多的老总，如此多的学校内部人，权爸爸、富爸爸、至少是校长爸爸，可以明白其中有多少权力操纵和权钱交易，有多少幕后的密谋和协商，有多少互相之间的讨价还价。这不是简单的加分腐败，实际上是一个地方的权贵阶层在加分资源上的群体分赃。
　　你无法拒绝这样的想法，起码在绍兴一中，加分政策已经脱离了公共资源的轨道，已经失控，已经成为某些权贵的私有资源，他们堂而皇之地进行一场丑恶的集体分赃。绍兴一中的现状确实让人触目惊心，其实仔细想来，在加分上从个体腐败发展为群体分赃并非偶然，而是必然的。
　　勿庸讳言，我们当下的高考加分政策，是一种有着巨大的诱惑力诱人犯错的制度，不要说掌握着资源分配权的官僚，就是普通人都难以抵制加分利益的诱惑。首先，其一，利益巨大，高考加20分，这是多么丰盛的利益，20分的加分能把多少竞争对手甩在后面，能比别人站到一个多高的起点上，为这样的利益付出多大的代价都很值，父母尤其会这样想？其二，监管的难度非常大，可钻的漏洞非常多，查处的可能性非常小，全国那么多考生，监督机制那么缺位，很难进行严密的监管——加分政策的这种制度性原罪，决定了权贵必然对此虎视眈眈，加上权力未被驯服，权力通吃一切，加分掌握在权力手上，权力有能力进行操作和操纵，这样的格局决定了加分资源必然会被权贵所垄断，利益均沾加分共享，在默契中达成共同分赃的潜规则。
　　也许起初这样的加分操作只是个案性的，只是个别官员钻漏洞以权谋私，个别官员利用加分资源进行寻租，可这样“个别官员受益”的格局是很难长期维持下去的：如果仅仅是个别官员攫取加分，其他利益无涉的官员必然会严格执行制度，反这个官员的加分腐败，凭什么让你一个人享受这样的好处——“独享”在官僚的互相制衡下必然难以维持，个人腐败很容易成为群起攻之的矛头。为了维护官场的共同既得利益，必然是利益均沾和好外共享，才能形成一种心照不宣、闷声发财的平衡。没有官员会愿意反其他官员的加分腐败，因为他们自己也深陷加分利益中，自己的子女也享受到了加分潜规则的好处，反别人等于反自己，反别人会引火烧身。加分利益，只有群体分赃，只有把每个人都拉下水，才能维持腐败的平衡，才能让每个人的利益保持基本的安全。集体分赃，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你有我有全都有，今年给你家加分，明年给他家加分，形成公平的分赃规则，也就没有人叫唤了，大家会齐心协力地捍卫这一既得利益。
　　就像山体的塌方，只有塌到一定程度才会达到平衡，才不会继续塌——加分腐败也是如此，只有腐败到群体分赃，官僚内部才会实现平衡。从绍兴一中的加分腐败来看，那么多官员深陷其中，还有那么多老总和老师，这样的集体分赃使他们感觉自己的腐败很安全，不会被曝光，即使曝光了上面也会有人顶着。
　　其实不仅加分腐败是如此，其他领域的腐败何尝不是如此呢，一揪就是一窝，一抓就是一串。为了利益安全，不得不利益均沾和集体分赃。

不搭院士身份抄袭已很难成为新闻

曹　林

　　西南交大副校长剽窃案尚未淡出人们的视野，又曝出一起身份更特别、级别更高、更明目张胆的学术腐败：身为2009年中科院院士侯选人的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涉嫌论文抄袭——不是一般的抄袭，而是直接将外国同行的一篇论文拿来删减缩编后署上自己的名字，然后投给某学术会议并已编入论文集，后被发现后删除了剽窃记录。初步调查系其所带博士所为，这位博士辩称“未正式出版不算抄袭”。（8月4日《中国青年报》）
　　与前段时间“西南交大副校长剽窃”的新闻关注点类似，这起剽窃案中最引人注目的倒不在抄袭行为的“明目张胆”和“肆无忌惮”，而在于涉事者“中科院院士侯选人”和“武汉理工大学校长”的特别身份。也许正是这样惹眼炫目的身份，才使他们的抄袭行为被网友所盯上和媒体所曝光；正因为身份的特殊，才使这起剽窃事件有了新闻性。
　　不得不说，随着学术圈的日益糜烂，学术道德越来越堕落，抄袭和剽窃行为泛滥成灾，在媒体曝光过无数起“竟相比丑”的学术丑闻后，舆论和公众对学术圈的这些破事儿烂事儿已经有了严重的审丑疲劳。这样的审丑疲劳下，如果抄袭者没有特殊的身份，没有特别荒唐、特别反常的剽窃事迹，一般抄袭已经很难成为新闻了。人们对抄袭已经见怪不怪，只有当抄袭者有着特殊的身份，是一所高校的校长，是一个工程院院士，起码是一个中科院院士候选人，或者起码与这些身份挂上钩，人们的眼皮才会抬起一下并惊呼一声：竟然连校长都剽窃了，连院士都抄袭了。
　　没有校长、院士之类的特殊身份，抄袭已很难成为新闻——这正是眼下舆论生态所显示的，近段时间来曝光的好几起学术腐败都有着特殊的身份，比如年初的浙大院士腐败，广州某学院院长的学术腐败，西南交大副校长的抄袭，还有眼下媒体热议的武汉理工校长、院士侯选人的抄袭。新闻如此报道，并非说如今一般教员、普通教授不抄袭不剽窃了，学术腐败渐向学术圈的上层发展——实际上基层、普通的学术腐败从来没有停止过，甚至耻感的丧失而越来越严重，只是在一次次曝光后人们已经没有关注兴趣了，只有“高层和特殊学术腐败”才能触动他们关注的神经。
　　也就是说，学术腐败已经腐败到极点，“剽窃新闻”水涨船高，一般教员的抄袭、一般性的剽窃丑闻已经难以被新闻所关注了。现实也正是如此，网络论坛上整天有无数个抄袭举报，许多记者每天也能接到无数举报电话，每天我们也能听到许多有关抄袭的传闻，可记者对“抄袭事件”的报道标准已越来越高，不是校长，不是院士，也就没有什么新闻性了，也就不屑于去采访、报道和曝光了。收到这样的举报，记者们会本能地问一句：抄袭者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身份。
　　这是一个可悲且可怕的现实，说明整个学术圈在学术丑闻上越来越失去耻感，整个社会对抄袭的道德神经已经越来越不敏感。许多人谈起抄袭，像谈论吃饭睡觉那样自然平常，没有当成一件很羞耻的事情。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抄袭和剽窃在身边周围到处存在，这还能算得上什么新鲜事吗？只有普通性的抄袭，搭配上罕见的院士，罕见的校长，再不济也是一个不太多见的院士候选人时，才算“新鲜”。

保时捷撞人：不要渲染断裂，不要营造对抗

曹　林

　　不知道是醉酒驾车撞死人的事件真的越来越多，还是“后胡斌飙车案”下媒体对此类案件报道增多，而让人产生越来越多的感觉？无论原因是什么，天啦，杭州又发生了一起酒后驾车撞死人悲剧！8月4日晚，魏某驾驶的保时捷越野车在市区行驶时，撞上横穿道路的少女马芳芳，马经医院抢救无效身亡。魏某系某企业经理，马芳芳是某饭店服务员，警方已确认魏某系酒后驾车。（综合近日媒体报道）
　　因为魏某开的是一辆昂贵的保时捷越野车，死者是一外打工妹，跟同城的胡斌案一样，驾车者的身份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媒体报道强调，今年29岁的魏某是杭州某公司的市场部经理，车主系其父，也是该公司的法人代表兼董事长——新闻这样交待身份并没有问题，但我不喜欢某些媒体刻意渲染这种身份，比如在大标题中强调“杭州保时捷撞死人案司机父亲为董事长”。像在胡斌案中刻意强调胡斌的富二代身份一样，这是在迎合社会的某种情绪，渲染社会的断裂，并营造一种对抗的氛围，把一场酒后驾车引发的交通事故描述成一场贫富对抗、强弱对立、社会断裂的标志事件。
　　这样刻意强调身份的新闻渲染是很可怕的。胡斌案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回想一下当初某些媒体的标题：富二代阔少飙车撞死大学生——这样的描述多么让人血脉贲张，多么让人愤怒，多么强烈地刺激着公众本就很敏感的贫富神经，在斑马线营造了一副多么可怕的贫富对抗、强弱对立场景。可实际上，谭卓早已毕业工作多年，早不是大学生，而胡斌才是杭州某大学的在读大学生。如果根据实际身份把这样的描述转换为“在读大学生开车撞死公司白领”，舆论肯定又是另外一种反应和情绪，可见这种身份标签的悖谬。
　　显然，媒体所以那样描述，是迎合舆论中部分人对贫富差距的受害想象，在利用这种情绪进行炒作。同样，“杭州保时捷撞死人案司机父亲为董事长”也是如此，看似在陈述一个事实，实际是在刻意强调身份中渲染一种情绪，强化那种“富二代没几个好东西”、“富人为富不仁欺压良民”的舆论偏见，传播了“醉酒驾车者都是富人”、“强者肆无忌惮欺凌弱者”的仇恨印象。
　　醉酒驾车的多是富家子弟，这其实是媒体对身份的选择性强调营造的一种幻觉。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数高达10万左右，其中相当部分是“酒精”所致。中国每年由于酒后驾车而引发的交通事故多达数万起，数以万计的家庭因为交通事故而支离破碎。另有数据统计，从1994年到2004年，全国因酒后驾车而导致的死亡人数平均每年以7.3%的速度增长——不知媒体有没有思考过，每年数万起的酒后驾车中有多少富人作的孽，多少是富二代飙车引致，多少是宝马闯的祸？
　　不说远的，就说近来各地发生的几起酒后或醉酒驾车撞死人的事故吧。成都那起醉酒驾车酿成4死1重伤的惊天血案，司机孙伟铭并非什么富二代，开的也不是名车，而是成都某技术公司一名普通员工。广州中山一路“5.15”造成3人死亡的特大车祸，醉酒驾车的司机梁某是一名普通人。嘉兴中院近来审理了一起案件，从安徽老家到嘉兴打工的高某，酒后驾车撞死了自己的妻子……不一一列举了，这样的案件中，媒体从来不会强调肇事者的身份的，因为那样的身份没有“新闻性”。而一旦是个富人或者富二代，身份就会在新闻标题中得到强化，于是留下了“富人名车草菅人命”的印象。勿庸讳言，公众情感因为这样对贫富身份的刻意渲染而进一步被撕裂了，正像胡斌案中所显现的那样：既严重干扰了司法的独立，又撕裂了社会情感。
　　很明显，醉酒驾车并不是属于哪个阶层的原罪，不是专属哪个群体的罪恶标签，而是一种种普遍性、平均分布的罪恶，人人都可能醉酒，人人都可能开车，人人醉酒开车都会危及交通安全。醉酒驾车是一种醉酒者对规则的侵犯，对公共安全的危害，是醉酒驾车者与公共的矛盾，而不是富人与穷人的矛盾。公众的敌人是肆意践踏规则的醉酒驾车者，而不是富人，只不过有时碰巧是一个富二代而已。
　　确实，改革转型期的中国，贫富差距拉大是一个现实，贫富对立导致的许多问题也客观存在。但我坚持认为，负责任的媒体应做的是报道真相，以客观的舆论监督消弭这种断裂，理性地引导公众的情绪，而不是利用这种情绪进行炒作，惟恐对富人的仇视情绪仇得还不够，为这种情绪推波助澜火上浇油。尤其是作为舆论领袖的评论者，更要有一颗仁心，更要把尊重规则至于首位，独立、客观、理性地进行判断，是作为舆论领袖去引领舆论理性、客观地思考，而不是被怒气冲冲、情绪化的舆论所引导，迎合那种非理性的情绪。这是在起哄，而不是引导。贫富差距的问题需要我们共同去解决，而不是人为地渲染。
　　最后回到保时捷撞死人事件上来，需要舆论聚焦的是如何以严刑峻法遏制频发的酒后驾车，严惩那些践踏规则者，而不是在撞人者身份上炒作和起哄。这是公众与醉驾者的对立，而不是穷人与富人的对立。渲染那种与事件无关的情绪，只会转移对真正问题的关注。

从拥挤费到不查乙肝：“专家曝”的风险

曹　林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病毒性肝炎室主任崔富强透露，卫生部拟出台政策，在常规体检表取消乙肝“两对半”检测。当晚，卫生部就此回应：“常规体检删除乙肝项目”非官方意见，只是专家个人意见。那位崔专家随即也辟谣澄清：我的意思被误解，我不清楚卫生部有此打算。（8月3日《新京报》）
　　今天媒体报道某个部委动向，明天部委就出来辟谣，这已成为舆论中司空见惯的景象，不过这两天似乎特别集中。有媒体曝已通过专家评审的广州拥堵费很快就会征收，广州副市长迅速辟谣称“连我都不知道”；有媒体曝“中石化两大集团认为现行调价机制过于透明”，第二天中石化官方就否认有过这种说法——这样的“先曝后否”极大地伤害到新闻的公信力，也使评论成为一种高风险职业。
　　分析这些“先曝后否”的新闻，多数中都可以看到专家的身影：消息确实不是出自政府官员，不是由相关政府部门曝出，而是由与该部门有着密切关系、身上印着该部门符号的专家曝出。因为这种与部委相关的身份，专家会暧昧地自命官方，媒体会将其解读为官方，结果到公众那里就理解为板上钉钉的官方决策了，引起激烈争论甚至轩然大波，官方不得不站出来的辟谣。“广州将收拥挤费”中可以看到专家曝的身影，“中石化认为调价机制太透明”中有，最典型地表现在“不查乙肝”的传闻中：卫生部称这只是专家个人意见，而因为专家的特殊身份，媒体将其解读为官方意见。
　　为什么会屡现“专家曝”引起的传闻和误读，为什么“先曝后否”的政务新闻一再发生？这暴露出中国当下官学不分、政务闭塞、精英决策等方面的许多问题。
　　这首先暴露出的是专家和官员身份纠缠不清的问题。许多专家学者，既在大学和研究机构当教授做专业研究，又在政府部门担任智囊和顾问，为政府的科学决策提供智力支持。比如卫生部就按专业门类聘请了许多专家担任该部门的专家委员，为相关决策提供专业支持。随着政府决策对专业化和科学化的要求越来越高，各部委都设置了类似的智囊团。这本是一件双赢的好事，可由于专家有了官学双重身份，而他们又缺乏“多重身份下区别身份警惕发言”的意识，有些人甚至利用这种身份故弄玄虚，这就导致了信息的混乱。面对一个专家发言，公众难以区分到底是专家个人意见还是官方定论。
　　一般问题上的误解还不会有大问题，但如果言论刺激到舆论敏感神经，就会引发轩然大波，前段时间孙东东言论引发的风波就是典型。
　　专业观点与官方意见的混淆，然后暴露出政务信息的不透明和政府在信息公开上的消极。一个政务信息透明的语境中，是很少出现这种误读和谣传了，媒体很容易从官方途径获得权威信息，很容易从政务公开中获知准确信息，就会减少对“业内消息灵通之专家”的信赖，从而就不会出现专家个人观点和官方意见的混淆。由于官方不愿意透露，而民众对类似会不会征拥挤费、查不查乙肝之类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信息又非常渴求，记者很难采访到政府部门，难以从官方那里得到准确信息，采访相关与官方有联系的专家就成为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做法，以此来增加新闻的权威性。许多事关政务的新闻都是如此，官方讳莫如深刻意回避，只好由专家来补位。没想到由于身份的模糊，却导致了观点误读，官方不得不被动站出来辟谣或撇清关联。
　　由于官方新闻发布的不完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怪的舆论景观，许多重要的政策经常都首先由相关专家曝出。官方的缺位，也在无形抬高了许多相关专家的地位和身价——公众无从直接获得信息，要靠专家这个信息中介去透露。
　　这样的新闻发布潜规则，与我们过度精英化的决策机制有很大关系。我们当下的许多决策走的都是这样的路径：先由官员确定方向，再由专家讨论形成某个决策，再在圈内业内非正式传播，最后公众才“被告知已成定论的结果”——这典型地表现在“取消五一长假”决策上，方案尚末交付公众讨论，专家就确凿无疑地说“取消五一黄金周已成板上钉钉的定论”。越来越多的政府决策“专家曝”，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精英决策路径上。其实许多政府决策并非一种专业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许多人切身利益的公共问题，最关键的不是专家评审和决策，而是公众的民主决策。
　　当然了，“专家曝”新闻发布模式的形成，可能也是有关官员故意为之，是政府和专家在唱合谋好的双簧戏。在一些争议比较大的问题上，先借御用专家之口通过“专家曝”放出风声试探民意，如果民意尚能接受，那么政府就从后台走向前台确认专家言论代表官方意见；如果反对声很大，那么官方就进行辟谣，称这是专家的个人意见。“专家曝”是官方可进可退可攻可守的矛和盾，先曝后否的新闻游戏，这实际上是在玩试探民意的政治权术。

经适房腐败触目惊心，“助贫”已无法自证正当

曹　林

　　如果将来哪个经济史家要写一部中国经济适用房的发展史，2009年必定是他绕不过、且浓厚重彩刻画的一年，他也一定会用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中那样细腻铺陈的笔触写道，一个接一个丑闻的曝光，臭不可闻的腐败连续剧，把经济适用房推到了史无前例的尴尬地位，对其存在合法性的质疑是空前的，即使那些曾不遗余力力挺经适房的民粹评论家也被肆无忌惮的腐败惊得目瞪口呆，并为自己的天真向那些力挺取消经适房者表示道歉。
　　确实，从武汉的六连号到老河口的14连号，到北京大量经适房违规出租，再到郑州的经济房用地上建别墅，再到南阳官办公司骗经适房项目建商品房（8月5日《中国青年报》），层出不穷、井喷式腐败给公众的感觉是，打着助贫旗号的经适房已成为权贵自肥的盛宴。舆论如潮质疑下相关部门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某司官员称：经济适用房是现阶段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有效方式。各地特别是一些住房价格较高的大中城市，适度发展经济适用房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8月5日《人民日报》）
　　每次面临质疑时，相关部门总拿出这套说辞来证明经适房存在的正当性。这样的道理并不算错，买不起商品房的低收入者确实需要经适房——但在经适房成为腐败高发、频发领域，甚至让公众产生“腐败必发”的感觉时，再用这套“初衷是好的”、“帮助低收入者”之类简单的说辞来自证正当就显得很苍白无力了。
　　实际上，人们从来没有质疑过经适房在“助贫”上良好的初衷，也没有质疑其在“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上起到的作用，人们的疑问是，为什么这样初衷良好的制度在许多地方会异化为权贵的盛宴，成为官办公司谋利的资本，成为部门权力寻租的资源，成为富人牟利的工具，本该是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却在权力操纵中被权贵所通吃和强者所垄断。不要跟我说这是个案，也不要狡辩说这是极少数现象，经验和常识告诉我们，经适房腐败早突破了个案层次，而是一种大面积的沦陷和普遍性的腐败，在某些地方甚至是集体性和制度性的。也许“开着宝马住经适房”在早几年前是个案性的，如今早非个案，有点权力资本的人都想吃这块肥肉，利益均沾的权力规则下早成为一场集体分赃。
　　勿庸讳言，这样的腐败生态，已经动摇到经适房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危及其合法性。解决城市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抵冲畸高的房价对弱者的冲击，让居者有其屋，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是建设经适房最原初的正当性依据，也正因为这个理由，公众同意用自己的纳税建设这样的项目。可在无数触目惊心的腐败之后，这样的初衷已经无法自证正当，相关部门必须举出足够让公众信服、足够消除公众疑惑的理由，来赢得人们对经适房的支持。
　　以经济学家茅于轼为代表的精英，多次表达了力挺取消经适房、降低经适房舒适性之类的观点。其实很显然，如茅老这样菩萨心肠般的人，并非反对经适房“助贫”的善良初衷，而是对政府能否透明公正地分配经适房忧心忡忡，对经适房能否分配到低收入手中充满不信任，对蕴藏着无穷腐败可能的分配权充满警惕——这并非杞人忧天，经适房的腐败现实，不仅不争气地印证着经济学家的怀疑，很多时候甚至远远超出公众的想象。“取消经适房”只是人们的一种极端表达，实质表达对异化和腐败的愤慨，逼政府在“经适房物归其主”上作出制度承诺，以“堵死权贵通吃”来证明经适房存在的正当性。
　　也就是说，经适房的正当性危机，并非“建设初衷”的危机，而是作为建设者和分配者的政府的信任危机。从经验到常识，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不相信掌握着分配权的官员能抵制住寻租的诱惑，不相信权贵会对经适房这块肥肉无动于衷，不相信权力的品性和富人的道德，不相信分配的公正、公平和公开，这是“正当性危机”的真正所指。
　　这样的信任危机下，空谈“经适房是现阶段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的有效方式”是没有用的，只能加剧舆论的反感。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爬起来，在腐败上危及正当了，就必须在消除腐败上重塑正当性，以严厉的、靠得住的、看得见的、令公众信服的监督制度预防经适房的分配腐败——这样的制度承诺，也不是空喊几句“加强准入和监督管理”、“健全准入审核机制”、“建立部门联动审核机制”就可以蒙混和忽悠的，必须令公众信服并经过实践检验。
　　大面积的腐败是经适房自证正当无法越过的问题，如果经适房的腐败被现实证明在制度上无法克服，相关部门也一再无能解决这个问题，那经适房就没有存在的正当性了。经适房能不能继续合法存在，关键在于政府在反腐上有无作为。助贫意图再善良再美好，实际中却会异化为权贵盛宴，打着为穷人办事的旗号而权力自肥，还能有什么正当性呢？

　　首都青年编辑记者协会的评论年会，今年在长白山举行，研讨议题是“网络时代：民意与新闻评论”。都是老朋友，有雪梅、鸿文、大焕、爱军、多拉、耕身、老高、唐维红、刘文宁、徐冰、何雪峰、郭光东、史哲、徐以升等，华商的谢正罡是第一次见面。

　　这已经是第三届了，第一届在海南三亚，议题是《舆论监督与舆论引导》。第二届去年在江西庐山，议题是《震灾与媒体责任》。首都青年记协是一个对媒体人很有感召力的组织，非常注重与评论界的联系。

　　先到延吉开会，再到长白山登天文峰看天池，接着到黑龙江境内的镜泊湖，然后到中朝边境的图们口岸眺望了一下那个神秘的国度，最后回到延吉。登长白山时天气不太好，云山雾罩，气象万千，只在雾散开的一刹那间看到了神秘的天池。虽然遗憾，不过还是比江　泽　民幸运多了，据导游说江四次专程去都没看到天池，而李　瑞环一次就看到了。

　　长白山景区还看了长白瀑布，游览了浮石林。何雪峰在长白山顶捡了一块火山石，为了逗乐子，饭前我与导游打堵，他说石头能在水上浮起来，我不相信，赌吹一瓶啤酒。意料之中我不会赢，火山石有许多孔隙，是能够浮起来的。不过最终我只喝了半瓶啤酒，因为石头孔隙进水后一会儿就沉了下去，导游也没有赢，那半瓶啤酒归他了，我狂笑！

　　镜泊湖非常美，山、水中有许多美丽的传说。我们坐船绕湖一圈，碧空如洗，波光嶙嶙，山水映衬，让人产生了许多美丽的幻觉。晚上住在岛上，看月亮，玩水飘，吃烧烤，喝啤酒，坐成一圈玩简单的“逢7就过”的游戏，某人竟在同一个数字上（28）连续4次栽跟头，狂笑，我肚子都笑疼了。一群写字的人，数学都学得不好，留下笑柄无数。

　　鸿文是个非常可爱的人。这次他真是赚大了，一次就见到了这么多他想见的朋友，许多朋友也第一次见到了这个常给他们打电话的人。他很少离开深圳，听说有这么多朋友，自然不会错过。鸿文是个很幽默的人，为本届年会的酒桌上、旅途中、闲逛时制造了无数话题，让我们无数次捧腹，并创造了一个引用率极其高、流行度堪与躲猫猫毗美的关键词，狂笑。

　　在图们国境线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感觉，那个专制政权的统治之下，朝鲜人民正经历着怎样的苦难啊。看着国境线上严密的戒备，看着朝鲜对我们的设防，感慨万千，这就是我们的盟国吗？我们这么支援朝鲜，可听说朝鲜人对中国人并无好感，因为中国对他们的支援都被朝鲜权贵以高价卖给朝鲜老百姓，怎么会有好感呢？听导游讲了许多关于朝鲜的段子，很好笑，但笑不出来。

长白瀑布前

镜泊湖上

图们国门

对面就是朝鲜，那些楼房据说不住人，是做给中国人看的，好像朝鲜人的生活还不错。就是中国一些地方的“遮羞墙”。对面山上寸木不生，据说是当年金日成干的，因为树木会成为敌人隐蔽之所。